解析《向阳·花》：九分主题，只拍出三分内容？

清明档中，《向阳花》以其独特的现实题材视角闯入观众视野。这部影片聚焦刑满释放的底层女性，讲述了为给女儿购买人工耳蜗而走上网络犯罪道路的母亲高月香，与从小被拐卖进入盗窃团伙的黑妹，在服刑期间相识，刑满释放后与命运抗争的故事。

《向阳花》总票房位列清明档第二，但在同档期三部现实题材影片中，评分却处于垫底位置，口碑更是陷入男性导演消费女性苦难伪女性主义噱头大于意义等争议。

为此，《今日影评》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犯罪心理学副教授谢丽丽，结合真实案例，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入剖析，探寻其背后的问题与启示。

谢丽丽在评价《向阳花》时，首先肯定了影片主题的选择，认为其切入点极具价值，为展现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这一主题可打9分。但从影片的表现过程和内容来看，却只能给到3分。

影片在塑造女性角色时，存在模式化和刻板印象的问题。例如，将女性之间的温暖和力量描绘成哥们义气，以打架、做手势等方式展现矛盾冲突，这与真实的女性特质相去甚远。女性的力量更多体现在韧性上，而非刚性，这种模式化的呈现无法展现出真正的女性角色。

像黑妹这一角色，虽然在展现复杂人性方面较为成功。作为盗窃分子，她聪明却因没受过文化教育，被犯罪集团洗脑，内心充满矛盾。这种童年创伤导致的青年犯罪形象在现实案例中并不少见，她容易被温暖打动的细节刻画也较为真实。

但高月香这个本应是核心的角色，塑造却较为失败。尽管她也存在认知问题，如因缺爱而被教唆犯罪者的小恩小惠所打动，像一杯奶茶就能让她心生依赖，这在现实中因爱和物质匮乏的底层女性身上有迹可循，但在具体情节中却出现诸多不合理之处。她在饭店当服务员被搜身，按常理经过劳教后应知晓基本法律常识，不应该任由他人搜身；为了三百块钱就委身卖酒老板，这与她想要塑造的女性力量形象不匹配，显得十分生硬和虚假。

电影中其他女性角色同样存在问题。吸毒且有刺青、形象粗壮的角色，仅仅因为爷爷奶奶一个电话就去献血，这样的设定过于单薄，脱离现实。邓管教这一角色也被塑造得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管教人员很难跨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去提供全方位帮助，这种刻画缺乏真实性。

影片在展现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情节上，存在刻意制造戏剧冲突的嫌疑。在现实社会体制中，监狱会为服刑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和心理矫正，刑满释放人员也能得到一定的帮助和辅助。

但在《向阳花》里，高月香和黑妹出狱后却被描绘成流离失所、困难重重，仿佛出狱后只有一张刑满释放的纸，没有任何外界支持。而且，电影对犯罪心理矫治、出狱后危险性评估等重要内容只是一带而过，这无疑是影片的重大漏洞。

从《向阳花》的诸多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题材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对于这类题材未来的创作，谢丽丽副教授认为，影视创作者应深入挖掘痛苦的根源，而非仅仅呈现表面现象。

影片结尾那句虽然我们命贱，严重拉低了电影的格调，反映出创作者没有真正理解和拥抱这些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刑满释放的底层女性本就面临诸多压力和偏见，她们更需要的是爱和尊重，而不是被当作消费苦难的对象。

现实题材电影肩负着反映社会现实、引发社会思考的重任。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题材的新颖和话题性，更要深入生活，进行实地采风，获取真实细节，确保角色塑造真实可信，情节发展符合逻辑。同时，要尊重所描绘的群体，以客观、公正、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去展现他们的生活，避免消费苦难和刻板印象的出现。

从社会层面来看，《向阳花》引发的争议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刑满释放人员，尤其是底层女性群体的机会。社会需要更加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完善相关的帮扶政策和心理支持体系。不能因为她们曾经犯过错误，就对其进行歧视和排斥，而应该给予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和帮助。

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中，希望影视创作者能够从《向阳花》中吸取经验教训，让现实题材电影在展现社会百态的同时，也能传递温暖和希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的有力工具。

解析《向阳·花》：九分主题，只拍出三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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